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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创新 护航湾区

  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随着港珠澳大桥开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南沙、前海、横琴这三个自贸片区,成为承载着重大国家战略的热土,必将在新一轮的风口上振翅高飞。而在梦想飞扬之时,当然少不了司法制度的保驾护航。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此前委托调查机构,通过对345份港企和530份非港企有效问卷的统计显示,75.29%的企业表示投资前海最看重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92.15%的企业愿意在前海签订商事合同时适用香港法律。正如前海法院院长闻长智所说:“来到前海投资的企业,尤其是国际型企业最看重的要素,并不是税收优惠或者产业扶持政策,而是法治制度。”

  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二三四”的说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这种格局是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也是大湾区城际合作、法治融合的难点所在。近日,记者走访了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片区看到,6年来三个自贸片区在司法制度上进行的创新措施繁若星辰,无论律师、法官还是仲裁,很多方面都有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很多法治制度上的创新正在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一种城际合作的法律制度正在这里慢慢形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治理进行探索。

  联营律师事务所

  抢喝利好“头啖汤”引领全国

  近几年来,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合作逐年升温,随之而来也有不少法律冲突与适用问题。香港属于英美法系,澳门属于欧洲大陆法系,内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所以要实现大湾区城际良好合作局面,必须在法治上有融合创新,联营律师所就成了其中一个突破口。

  2014年11月7日,华商林李黎所获准成立,作为中国第一家落地前海的香港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在“一国两制”下开创了内地和香港两地律师业务的联营合作先河。

  随后,广州首家粤港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在2015年获批设立。

  澳门律师进军内地市场方面,则有全国首家内地与港澳三地联营所中银-力图-方氏联营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在横琴开业,共8名澳门执业律师于同年获广东省司法厅派驻该联营所,他们其后也成为首批获颁发执业许可证在中国内地执业的澳门律师。

  截至目前,广州、深圳、珠海三地已获批设立了11家内地与港(澳)合伙联营律师所,其中广州2家、深圳7家、珠海2家,共有136名律师派驻到联营律师所,其中香港33名、澳门10名。

  联营律师所通过三地律师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在金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方面提供更加专业、高效、国际化的法律服务,并辐射我国台湾、葡语系、西语系国家及“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贸易市场,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可提供一站式跨境服务

  澳门律师李焕江是中银-力图-方氏联营所高级合伙人,他在联营所接到的第一个案例是一对在澳门结婚的夫妻在澳门提起离婚,但由于其有很多财产在内地,需要在珠海分割财产,于是在珠海提起财产分割。

  李焕江直言,联营所接手这种跨境案件十分有优势,如果懂得两地法律,律师可以给予更好的方案,让客户可以选择对其最有利的方案。“我是澳门律师,直接在澳门为她提起分割诉讼,对我来说可能更方便。但站在当事人的利益来说,她日后会有更多烦琐的手续要做,因为她的房产不在澳门,她日后还需要拿澳门的分割判决回内地作确认,而且澳门法院的诉讼通常比内地更长。相反,如果在内地提起涉及内地的财产分割诉讼会更方便当事人。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应拿什么凭证去内地权限部门作分割,拿澳门离婚判决书还是澳门登记局发出的婚姻登记证明作主要依据或凭证?去公证部门还是法院?如果去法院,去哪一个法院?这些都涉及中国内地的法律,要进一步查明”。

  李焕江说,“联营所的优势是融通三地法律,可以提供三地法律服务,原本需要三地奔波找律师,现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可以解决问题”。

  推动粤港澳法律服务深度融合

  潘传平律师是人和启邦(横琴)联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在这家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前,他还从未频繁地接触过港澳律师同行。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出现,为包括潘传平在内的境内外律师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全新平台,也推动着粤港澳法律服务行业的深度融合。

  2016年,横琴新区一家企业的老总找到该所,潘律师接待了他,该企业计划购买一家中东企业的高端技术,但对方开出1亿多美金的高价,让这位老总迟迟不敢作出决定。如果按照传统做法,这家企业需要分别聘请内地律师和中东律师展开调查、评估风险;而且聘请的内地律师与境外律师通常缺乏沟通,提出的法律建议也缺乏针对性。

  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原本需要企业自行解决的事项全部由律师事务所代为完成。人和启邦所内,正好有一位香港律师是中东法律专家,由他牵头调查中东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技术瑕疵等事项,潘传平则负责牵头内地法律研究,比较国家间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

  为尽快完成调查工作,两方律师每天会面,讨论进展与对策。期间翻阅的文件材料堆满了整张会议桌,律师签名的法律文件多达80多份,总结报告几经浓缩,仍有100多页的内容。在报告中,律师们提出了详尽的参考意见,最终认定风险过高,不宜购买,让这位老总认识到这项技术的真实情况。

  港籍陪审员

  港澳籍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机制

  在所有自贸片区涉诉外商投资企业中,港澳投资企业占据62.5%,位居首位。截至今年6月底,前海法院共受理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4624件,其中涉港案件3311件,受理涉港案件数量为全国第一。在海量的涉港澳台案件面前,要如何提升司法区际公信力,消除当事人因不同司法体制、法律文化造成的司法认同差异,成为一个挑战。于是,自贸片区的法律体系里出现了一个新成员,港澳籍人民陪审员。

  2014年,广州南沙法院在全国率先聘任5名港澳籍人民陪审员,港澳陪审员参审案件,还深度参与案件审理并主持调解涉“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的出口贸易纠纷,如今在南沙法院打官司,看到这些港澳籍“法官”已成为常态。而深圳前海法院也聘请了32名港籍陪审员,共参与审理案件94件。

  这些港澳籍陪审员是选自法律、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领域的资深从业人士或专家,并按专业分组,然后法院会根据案件类型采取“固定专业”+“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陪审员,确保公开性和专业化。

  港澳籍的人民陪审员们在参审时能充分发挥其文化背景和专业优势,为案件审理提供专业意见。南沙首批港澳籍人民陪审员之一的王明焱说:“不少港商对内地的法律和制度不熟悉,我们通过与香港和内地的法律代理人沟通,让他们彼此熟悉,消除偏见。”在他看来,每个港澳籍人民陪审员至少需要精通普通话、粤语、英语三种语言,而且需要具备国际惯例、金融、财会等相关领域的知识。

  人民陪审员赖亚力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也是南沙法院首批港澳籍人民陪审员之一。他毕业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现任一家香港公司的副总经理。在他陪审的一起涉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一开始,作为被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朱某对法庭调解持抵触情绪,后来,赖亚力以家乡人身份与朱某积极交流,获得朱某的信任。该案最终当庭调解,圆满解决。

  仲裁机构

  仲裁是最适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纠纷解决方式

  不同于司法制度,仲裁的启动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其本质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而不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由于其契约性、民间性、无地域性,仲裁是国际上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并将《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延伸至香港、澳门。这意味着,仲裁是最适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纠纷解决方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境外(外籍)人士在自贸片区创业就业。以南沙为例,目前在南沙从业的我国台港澳及外籍人士较自贸片区挂牌前增加了73%。他们有劳动纠纷怎么办?这对劳动仲裁办案水平的专业化、高效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7年11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以下简称自贸片区劳动仲裁委(院))在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楼正式揭牌,这是全国首个自贸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以跨境电商为例,可能存在企业注册地与实际用工地不一致的情况,部分企业倾向于通过网络、微信等渠道开拓业务和实施内部管理。为妥善应对新形势,劳动仲裁委正逐步强化对自贸片区新型劳动关系的研判,并探索在区内推动企业建立劳动纠纷替代解决机制。记者了解到,新型案件涉及跨境电商、商务金融、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一些案件的裁决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示范意义。

  除了劳动纠纷,更多需要仲裁的是涉外商事纠纷。如今,各种国际化的仲裁机构在自贸片区出现,如南沙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等等。10月23日,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就与美国最大的商事争议解决机构JAMS共同发布中美联合仲裁员名册,该名册有18名仲裁员,6名来自中国内地,6名来自美国,6名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该联合名册将主要为中美两国企业在SCIA或JAMS解决商事纠纷提供帮助,相关配套机制也将于近期出台。

  在南沙国际仲裁中心,这里同步运行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内地法律体系的庭审模式,当事人既能自主选择自己熟悉的语言和庭审模式进行仲裁,也能自主选择裁决的机构及形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当事人因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差异而带来的不公。

  这种开放的平台搭建,拉近了与国际业务当事人的距离,也存储了处理国际仲裁案件的实力,自成立以来,中心每年受理的涉外案件不断增长,受理涉外案件处于全国仲裁机构之首。